每个国家在不同时代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又会产生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思想和对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以下简称《方略》）是在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特殊时刻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它给我们提出并回答了如何认识我国生态和环境演变规律并制定科学应对战略的重大问题。
（一）
我国的国情条件在世界上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人口众多，资源环境生态压力沉重，国家执政者为了维持巨大人口的生存并提高其生活水平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在巨大的人口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存智慧和应对策略。这种特殊国情使我们中华民族处在人与自然比较紧密而又比较紧张的关系状态之下，并总能在这种并不宽裕的客观条件下克服危机，寻求出路。《方略》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生态演变的历史图景，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缘起于农耕文明，先民们在农业生产中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的意识逐步演化成天地人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并在实践上创造并总结了一整套提高耕作技术的丰富经验，如种植制度上的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耕作制度上深耕细作，栽培制度上中耕除草等。“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淮南子·主术训》）。我国许多农田已开垦耕作了上万年，至今仍然丰产丰收。
在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生态伦理思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天地人合一”的生态观，它与古老的农耕文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初始的生态文明。“天地人合一”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上乾》），倡导人类应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所作为。我们看到，这种早在3000多年前产生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所倡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在哲学根源上可以追溯到这种朴素的自然伦理观。可以说，人类文明实际上是一个“人-自然（环境、生态）-技术 -社会”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基本生存体系，虽然现代人类文明具有比古代人类文明复杂和丰富得多的结构和联系，但其基本的要素其实还是这些，这些要素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理关系，不能过于失衡，这是我们今天突出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哲学基础。
通过回顾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态演变中的生存和发展历史，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中华民族已经先定地处在比较艰难的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幻想重新获得优裕的发展环境，因此未来我国的发展必须继续发挥我国人民长期积累的自然伦理思想和丰富生存智慧，探索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人、自然、社会、技术之间的合理结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生态治理战略。《方略》在这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思路、九大战略和十项保障体系，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
在考察分析我国生态和环境演变历史时，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们心中：既然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天人感应、天地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出现了生生不息、永续利用的生态循环和资源更新主张，为什么历朝以来特别是从唐宋以来，我国生态资源出现了持续的衰退和破坏，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严峻？
据《方略》介绍，我国历史上曾经具有比较优越的生态资源，但后来随着自然变迁和人类活动，这些条件逐步出现了逆转。兹列举几项概况。
在水域生态和水资源方面，我国地域辽阔，水系纵横，黄河、长江、珠江、辽河以及它们的分之水系（汉水、汾水、渭水）等，都是我国文明发祥地。湖泊面积在世界上曾经首屈一指。“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阮籍），黄河中下游气候总体上是湿润多雨，水系发达，湖泽众多，土地植被覆盖良好。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开始在湖泊浅滩上围田开垦，与水争地，致使湖泊资源衰减和湮废。西北干旱区的土地开发对生态系统特别是湖泊湿地退化的影响更为突出，罗布泊的干涸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我国湖区围垦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唐宋以后达到很大规模，一个圩田堤长可达几十公里。这些都对水域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利影响，引致灾害突增。
在森林生态和森林资源方面，我国早期原始森林茂密，发育良好，森林、草原占国土面积比例很大，最高区域达70%以上。到后汉时，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森林也维持在30%~40%。历史上的黄土高原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荒山秃岭，稀见绿意。但唐宋以后，对森林的砍伐、破坏加重，除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以外，长江、珠江中下游流域等地区的森林面积也迅速减少。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大面积的森林由于内外等多种因素，尤其是日俄帝国主义的肆意破坏而大量减少。
在地理生态与土地资源方面，农业作为我国主要经济形态，主要依靠把大量林地、草地转化为耕地。这种生产方式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使许多林地变成了濯濯童山，许多林地草地失去或降低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优化环境的功能。这种演化过程是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而逐步加剧的，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当时垦荒面积急剧增长，生态系统退化十分严重。
通过这些考察可以看到，尽管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创造出了许多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历代哲人也提出了先进的自然伦理思想，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和观念没有被统治者接受而转化为国家意志，这样，宏观上的决策失误造成了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上的衰退，这说明在环境和生态治理上形成正确和强大的国家意志多么重要。
（三）
环境和生态治理的国家意志，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系统关于环境和生态治理的政治意愿和行动部署的集合，即国家意志由国家意愿与国家行动构成。其中，国家意愿又可分为“理念”和“决心”，国家行动又可分为“承诺”和“要求”，即形成如下结构：
国家理念
国家意愿
国家决心
（环境与生态治理）国家意志
国家承诺
国家行动
国家要求
如《方略》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做出了一系列决策，组织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植树造林、防沙治沙、草原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防治环境污染等工程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国10%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林木覆盖率已达到16%，近10年来全国累计种草保留面积1500多万公顷，封育草场1000多万公顷，退耕还林600多万公顷，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近15%。这些成就，是国家意志与人民奋斗相结合的体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新型工业化、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与环境和生态保护有直接和密切关系的新的国家执政理念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实施，形成了发展领域新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执政理念实际上是执政党的理念，因此生态和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成为国家意愿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方略》作为一项关于重点研究生态治理战略的成果，非常及时地为把这个国家意愿转化为国家意志提供了支持。下一步，应该组织力量对《方略》提出九大生态治理战略和十项支撑保障措施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使之具体化和实体化，争取形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文件（例如决定或通知），另一方面，把其中比较关键的内容进行高度概括，用比较平实和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争取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之中。我们相信，真正出于国家、民族和人民长远利益而产生的思想和建议，最终都会逐步在现实政策及其实践中得到体现。 |
